首先还是应该认识到，一般性的拒绝交易是一种正常权利、正当选择。

一个重大的、持续推进的变革，是在公共资源使用如公共工程承包，土地和国有资产出让、公共采购和公共红服务外包中引入投标和拍卖等机制。但如果从负面的角度来看，马云和阿里巴巴也同样是一个贪婪的典型。

[5]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证明了克鲁格曼之前的预言。这一合作模式如此成功，以至于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源泉。东亚经济奇迹通常被认为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全球性典范，其成功除了发展型政府的明显特征，如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稳定的社会秩序、市场亲和型、财经技术官僚集团等因素外[4]，财经官僚和企业家之间和衷共济，共同致力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和愿景，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互联网金融上的创新和扩张，则带有明显的监管套利和寻租色彩，而且也存在对金融监管的规避，让整个社会置于可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产业技术政策是另一个例子。

事实上，在各种媒体中都可以看到对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的批判。除了上述轰动性事件外，监管部门还对网络音乐、游戏等领域的垄断和不当竞争，以及大量未申报的并购案频频地秋后算账，可谓罚单满天飞[2]。第一，全球化使得本国具有特定优势的产业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不具有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

我很难预测转折点在何时发生，只能说在政策失败，尝到苦果时才会发生。意识形态化的产业补贴政策是必然失败的。这需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收入再分配。例如，当遭遇疫情、战争等外生事件冲击的时候，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会得到暴露。

但是，这一基本假设已遭到大幅度削弱，原因是多方面的。各种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跨越国界，远渡重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

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维护全球化、捍卫全球化的理由，而不是反对全球化的理由。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开放，还是选择封闭，都是一个关系到兴衰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全球化的基本假设是参与各方接受比较优势原理，清除贸易壁垒，全面扩大开放。中国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也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

第四，地缘政治军事冲突爆发，进一步冲击全球化。权衡各方利益，有的决策者选择眼睛向外，将问题归因于全球化，从而制造贸易摩擦。异军突起、甚至站在世界最前列的都是民营企业。美欧都出台了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直到通胀已经启动，才快速转向。

我也深信，尽管经济全球化在近期内可能遭遇波折，长周期看，最终还会有所改进。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化体系。

我要劝告相关人士，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是真道理。第二，世纪疫情的冲击。

第三，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西方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失当。第五，西方主要国家将产业补贴意识形态化。事实表明，全球化能够极大地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讨论数字经济、数实融合，实际上是在讨论怎样使数字技术企业更好为其他产业，特别是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服务，使这些产业实现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此外，大企业更有能力进行综合性服务。

这当中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需要硬件支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成本投入，而这种投入往往不是一次性的，且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大企业在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上更有优势，有利于开发新产品、新功能。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大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共同形成产业链、创新链，以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

第二，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经济政策角度讲，我们要鼓励大企业发展，要着眼于如何推动大小企业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产业更好发展。

理解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明确数字应用、数字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业，要服务制造业、服务农业，服务实体经济。如果加上过去存在于企业内部被分离出去的生产性服务业，很多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其实并没有下降。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专业化企业进行专业化服务，从实体企业需求出发，找到各种合理解决方案。数字技术在电商、物流、广告等领域应用发展很快，取得了较大成效，现在比较滞后的是制造业数字化。

就数字经济而言，有规模效益才能有竞争优势。未来企业的演化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多样性、小而美也是企业未来演变的趋势之一。数字技术的生产性服务需要专业，需要实现规模经济。

另一方面，数字化改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数字化和精细化为方向，是整个企业构架、组织形式的再造，这种转型显然也需要成本。经济日报智库圆桌第54期邀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行研讨。

数字技术一方面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创新 。鼓励平台企业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数字经济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新的形态以及它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使各种企业在这个空间中都能获得较大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既需要大企业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也需要一些小企业的专项和专业服务。这种分工可以促进企业发展，提高整体产值，是有效益的一种改进。

第三，积极发挥大企业作用。第一，实现数实融合，要考虑数字化成本问题。

制造业企业内部原本存在从事生产性服务的一些部门，但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诸如工业设计、物流、运输、仓储以及信息服务部门等原先在企业内部的服务业逐步被分离出去，以专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形式存在。当然，对大企业也要有各种监管措施，而且监管要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